大体上说，宪章汉魏，取材六朝、以文为诗，博极其趣、诗词合流，骈律互渗，可以看作为唐诗在这一方面关系演进中的几个阶段性标志。

(二)采取补救措施的适用顺序 新法第76条的表述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判决的效力作出认定，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基于诉讼类型的考虑，公民应当优先选择形成诉讼和给付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二审法院虽然指出应当采取补救措施，但如何补救不属于法院裁断范围，再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释法明理，倡导被告可以通过专业及细致的评估来解决补偿纠纷。(15) (二)新法第76条与第91条的区别 新法第76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91条的规定也存在区别(16)，《解释》第91条意在规定被告有职责履行但被告却未尽职责(17)，如被告应当履行职责但没有履行，包括非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的情况，但裁判判决如果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裁判时应当考虑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0) (一)直接适用赔偿判决的情形 王登林诉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中(41)，一、二审法院认为东昌府区政府、侯营镇政府在未依法办理审批以及完成征收程序的情况下，以《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代替审批征收占用王登林承包土地，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四)行政案件中采取补救措施判项不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民事和行政交叉案件多体现在行政诉讼中，新法对诸如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等争议中一并要求解决民事争议的，立法赋予了原告要求一并解决争议的请求权。

如王立秋认为南乐县政府违法使用土地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可依法另行主张其权益。(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3]巴霍夫教授甚至宣称：如果有一个概念长期存在并且能占据行政法的核心地位，这个概念必然是法律关系。

[51]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随着行政任务的日益复杂化与行政活动的多样化，行政行为是否仍然是行政法总论的阿基米德支点受到质疑，对于行政行为含义的不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行政法学体系化的构建，[27]行政法学者转而寻找行政法学体系新的阿基米德支点。[58]法律关系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行为理论的变革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样态，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在现实生活中架构起来一整套法律制度，铸成了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骨架。

[23]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17]行政法基础性概念、基础性理论论证阐释仍然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对行政法学整个体系一般性权利理论系统化、体系化研究。

[24]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概念生成的价值争论与路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在寻求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突破口的过程中，法律关系理论一度受到德国行政法学者青睐，德国行政法学者并未完成法律关系理论的系统化研究，但这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认知基础。（三）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从逻辑结构上看，既有关于行政行为理论与法律关系理论的学术争辩，无论是排斥说，还是互补说，都是将两者置于同一平面和位阶上展开，而实质上法律关系理论的位阶要更高，行政行为理论位阶要低一些，两者并不在同一横向平面，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与法律关系理论的回归也并不冲突。[9]参见江国华：《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参见郭胜习、曹鎏：《行政法总则立法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载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网2018年11月16日，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21/9573.htm. [54]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杨伟东教授也提出了基本行政法典的观点，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法律的汇编，而是一部涵盖实体与程序的，体现中国行政法治水平的，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48]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关保英教授对制定行政法总则表达了肯定意见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

2.公法权利救济逻辑错裂的自我矫正 我国公法权利救济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混乱。立足于法律关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分析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厘清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促进行政管理任务实现和主观公法权利的保护，引入公法权利理论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融贯性和外部的开放性问题。

[30]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这是从主观公法权利保护的内部逻辑对国家机关提起公诉的阐释，当然如果在实定法层面和制度层面，这种由国家机关代为提起诉讼或者权利救济的属于公益诉讼，在维护受侵害者的主观权利时，也同时恢复了整个客观法秩序。

参见湛中乐：《现代行政过程论——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18]近些年，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系统化、行政法学转型做了深入研究。过度参与实践会对学者思维模式、话语体系、研究进路产生影响。如果说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补足，那么这种补足方式应当是法律关系理论为行政行为理论变革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促使行政法学的研究重新回归作为部门法学的法学研究序列之中，运用法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重新思考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法律人格拟制框架下，国家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构成了法律关系成为可能，国家无法直接通过政治上的统治支配力，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进行直接剥夺，而必须具有法律授权或者通过请求司法机关强制执行，这本质上就是法律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逻辑。行政诉讼以原告的主观公法权利受损为程序启动要件，但行政诉讼审查的中心并非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而是聚焦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首先，在权利救济逻辑起点上，我国公法权利救济模式以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建构的，具体表现为法院审查主要围绕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而并非以原告诉讼请求为中心。在动态模式下，行政机关和公民则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在法规范调整之下形成各种类型的法律关系。

[51]朱维究教授、江利红教授提出以行政过程取代行政行为。[65]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序言。

[43]庆幸的是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诸多行政法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并且对体系化建设作出了相应的学术思考，[44]这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建构增添了希望和可能。[69]参见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11]参见薛刚凌：《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6期。[75]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76-78页。[6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二）法律关系理论具有包容性 法律关系理论的包容性有助于法学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衔接，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可以构筑公私法以及各个部门法相互交流对话的平台。

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扎根于行政法治实践，但也超脱于行政法治实践。[56]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52]2018年应松年教授曾在北京组织召开关于制定行政法总则的研讨会，尝试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总则的理论主线，确立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总则上的平等地位和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其意旨在于强化公民在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的权益保护。既然区分公私法界限需要如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不如换一种思维视角，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

[42]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并不完全符合时宜，诸多短、平、快的实务型研究，可能加剧行政法学研究的体系化焦虑。具体结构如下： （图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基本结构） 在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真正需要修正和补充的是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仅引入法律关系理论的空壳子根本无法完成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发展。

[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年第8期。法律关系理论应当作为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基础而存在。这个研究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由于对这一法律目标、性质、内容、范围等都没有清晰的把握，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处于零散的情况，并未行政体系，且世界上也没有一部这样的法律可以借鉴，草拟工作始终停留在讨论阶段，难以进展。四、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决定于行政法治实践，当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历史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行政法学理论转型成了一种历史必然。

[60]行政过程论学说源于对行政程序问题的研究，起源于英美国家，但是将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过程翟凯研究起始并集中于日本。奥拓迈耶构建的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经典行政法，其产生的背景是高权行政，强调严格依照法律行政，即形式主义法治。

在司法的行政背景下，公法权利救济不是直接以主观公法权利为逻辑起点，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折射效果。第三在法学方法论上的形式框架难以容纳现代行政所需要的政策目的。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同时出现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中，造成了当前内部错裂的状态。邓正来教授提出当前中国法学受西方法学思想影响过甚，没有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理想的法学图景，并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建构思维的丧失提出了批判。